平凡的传奇

——一位宁波工人的故事

题记

外公于去年八月去世，享年八十八岁，跨过两个世纪，走过新旧社会，关于他的故事，虽然没有大风大雨，但在历史的框架里去审视，却也充满着跌宕起伏。当他住院的时候，我便开始构思此文，现在带着悲伤、怀着悼念，索性写将出来。我试图站在普通工人的角度，结合他所讲述的见闻，重新拼凑出一幅别样的画卷。

第一章贫民

他的故事：

公元一九三二年，即民国二十一年，宁波东渡门口岸边的一户人家。父亲务过农、摆过摊、当过纤夫、干过苦力，想尽一切办法养活一家人；母亲主要操持家里，偶尔也外出帮忙做些活计。作为长子，他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一丝喜悦，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份忧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年并不太平，同乡蒋氏带着军队围剿着江西的瑞金政权，邻国日本则盘踞在东北三省对着南方大都市虎视眈眈。而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时的现状更为残酷，多一个孩子，也就意味着多一张吃饭的嘴。

年幼的他时常在江边玩耍，江岸搭着一座浮桥，由九对舟并铁绳相连而成。据他回忆，当年的奉化江可不温顺，暴怒的风浪经常骚扰来往的船只，一不留神便撞向脆弱的浮桥，导致事故不断。岸边的居民一般都会组织救人，有些是出于自愿，有些会捞点好处。大人们没有闲着，小孩子更是瞧着有趣儿。虚度五岁，浮桥换了铁桥，落成典礼热闹非凡，左邻右舍都去旁观。听说乡绅在向周围的居民发糖，他也便跟着去了，但记忆里没有糖的味道，或许是太久忘却了，或许是人太多没有抢到，或许只是哄骗孩子的把戏。

再稍大一点，随着妹妹和弟弟的出生，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父母没有法子，只能将年幼的女孩子送给乡里人。前一天，还一块吃着饭；后一天，便寻不着人影。随着妹妹的离去，重男轻女的思想也便在心中死了，他开始怀疑旧社会的传统。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思考问题并不能填饱肚子。

历史的故事：

最早的灵桥修筑于唐长庆三年（公元年）明州刺史应彪任上修建。据传，建桥时，由于江流湍急，建筑桥基时发生困难。此时天降暴雨，雨后天现彩虹。因而工匠在出现彩虹之处打下桥桩，将桥建起，因而时人认为灵现，故桥名定为灵现桥，又名灵桥。南宋时，灵桥改称东津浮桥，清代康熙年间浙海关建立后，亦更名关桥。

年，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主持下，由上海工部局英籍工程师詹姆森、新仁记营造厂工程师竺泉通开始对灵桥改建进行勘查设计。年5月1日，由德国西门子洋行承包，灵桥开始改建，至年5月25日竣工，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新型的独孔大环桥，也是第一座由中国工程师参与设计的同类型桥梁。当时，曾有民间团体提议将桥名更名为“中山桥”，但宁波老江桥筹备委员会以保护古迹为名，将桥名恢复为“灵桥”。文化大革命期间，灵桥曾被更名为“红卫桥”，年恢复灵桥名称并沿用至今。

灵桥的存在几乎与宁波建城同龄，因而，宁波本地文化也受到它的影响。宁波老城墙有城门名为灵桥门，名称即来自灵桥。灵桥路也因灵桥门而得名。宁波老话有“三日弗（不）吃饭，腆肚过江桥”的谚语，意指人要有志气。其中的“江桥”即指灵桥。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也被宁波人称为“灵桥牌”普通话。

灵桥刚落成时景象

第二章奴隶

他的故事：

公元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隔月，战火延烧至两百公里外的上海。宁波是当时政府领导人的故乡，又有机场等战略设施，于是便成为轰炸的对象，而灵桥又是市内的交通枢纽，因此被特别照顾。他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飞机时的场景，因为在空中没有敌手，所以日本军机飞得很低，可以清楚地看见双翼贴的太阳旗，本地人称之为“狗皮膏药”。但对于他的儿时玩伴来说，却是最后一次见到飞机了。伴随着刺耳的呼啸声，几枚炸弹落下，灵桥倒是屹立不动，邻居的家中却火光四起。

九岁那年，他还经历了一次诡异的轰炸。这天清晨，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日军几架飞机进入对岸开明街一带，但投掷的不是炸弹，而是一张张传单。过不了几时，膏药旗飞机又折返回来，同样不扔炸弹，就看到天上落下许多东西，有大米和小麦，还有面粉和棉花球。人们起先并不在意，但之后才发现，瘟神已经悄然降临。对岸接二连三地传来恐怖的消息，有人冷暖病发作，有人全身溃烂，啼哭声此起彼伏。他清楚地记得，半夜起来无意间听得父亲对母亲说，某某家里七口人全部遇难，嘱咐千万看住孩子们不要乱跑。他被吓坏了，躲在屋内不敢出去，只能从窗口观望着外面的情形。据说隔壁也有人中了招，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医院。他回忆道，当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周围的每家每户都在做头七。

在烟和雪的消散中，城市迎来了春天，但也迎来了日本侵略者。他从逃难的人口中得知，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杭州十几个县城都被洗劫一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他再次被吓坏了，躲在被窝里不敢探出头，听了一整晚零星的枪炮声。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但城市的标徽由白日变成了红日，从此宁波进入日据时代。

在四年零三个月的统治中，日本人在城里倒是没干什么坏事，他回忆道，有一次进城路过岗哨，遇到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操着不流利的中文，大概是在问“有没有遇到八路”之类的，他紧张地说不出话来，拼命地摇着头，另一个日本兵凑过来，他以为要遭殃了，结果只是被摸了摸头，两个兵又嘀咕了几句，差不多“小孩看到八路要向皇军报告”的意思，完了还给他两块糖。他知道日本兵说的“八路”是对“游击队”的统称，宁波最有名的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这在那时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当然也有国民党组织的乡勇。日本军队发动几次对游击队的围剿，但收效甚微，只是苦了四明山里的百姓，据说有些村整个被抹平。随着战争的发展，留在本地的日本兵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年轻，而接替管理的是越来越多的伪军。他从邻居大叔地方听来一个故事，说一个游击队员想进城，被伪军发现了端倪，但游击队员并不慌张，指了指后面说“还有人”，只见二三十码外果真尾随着另一个队员，此人戴着斗笠像个传说中的侠士，拍了拍腰间的枪把子，意思是说“敢动我队友就办了你”，伪军也懂潜规则，挥挥手便放行了。

天皇投降的消息最早是从广播里传来的，整个城市都沸腾了，但奇怪的是，日本人并没有离开，还是向往常一样站着岗，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受。他说，在此期间，三五支队也试图占领城市，却被日本人击退了，但都只是零星的战斗。日本人撤退的时候还是保持整齐的军容，百姓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人群开始向日本人扔碎石头，日本人也不敢还手，只是侧身或侧脸躲避。一个小日本鬼子貌似被砸中了，哭得特别伤心，他可以看清楚那张稚嫩的脸，仿佛和他一般年纪，而这一年他才十四岁。

历史的故事：

年7月17日，日军从镇海登陆，但被国民革命军师击退，日军死伤千人。10月27日早晨6点47分，一架飞机从西北面飞来，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抛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着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漫画，还印有“重庆正在闹饥荒，而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中文。因为战事紧张，大家谁都没把送米送面这样的“承诺”当一回事。下午2点20分，日本飞机再次飞到宁波上空，投入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开明街一带，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5分钟后，飞机飞走。当时宁波没有自来水，居民饮水全靠水缸收集天落水和井水，这些麦粒直接掉进了水缸和水井当中。

日本空投之后没多久，开明街开始出现暴死事件，医院求治，可最初，这些人被误诊为恶性疟疾。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曾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余曾经诊视一患此疫症之8岁孩童，医院诊视，因其头痛畏寒，以为恶性疟疾。经打奎宁针两支末见效，到余处求诊，亦以为恶性疟疾。经注射奎宁针一支，亦末见愈。后发现喉间(颈部)淋巴(结)肿胀，知其实系鼠疫，现该孩业已死亡”。11月2日，宁波本地报纸《时事公报》在本来刊登广告和通报的头版，刊载了关于鼠疫的报道，“市区发现传染病……三日内，不治身死者，已达十人以上”。11月5日，《时事公报》刊发第一份防疫专辑，此后每天都登载防疫动态。

11月8日，县第二次防疫会议要求，疫区和其他有关人士，必须要进行鼠疫菌苗预防注射。为此，宁波还专门设置了一个预防注射队，以开明街疫区为中心，东至碶闸街，南至大梁街，西至南北大路，北至仓水街的城区中心居民全部要注射，后来，宁波的全市中小学学生也被要求注射，最后统计结果有人次接受了注射。时任鄞县县政府秘书、县防疫处调查统计股副股长的毛翼虎曾回忆说：“……那时疫势蔓延，人心惶惶，有不可收拾之势……四周筑起比平屋更高的隔离墙，这些措施看来还是必要的。”据说，当时的隔离墙有3米多高，隔离墙外还有1米宽，1米3深的隔离沟，主要是防止老鼠从疫区内逃出来。因为疫区房屋简陋，当时有处低洼地，是老鼠和跳蚤繁殖的最佳场所，在11月28日的县第十九次防疫会议上决定，焚毁疫区，以绝后患。11月30日晚上7点，省卫生处和宁波本地人士负责焚毁。在焚毁之前，临近街道都断绝了交通，周围的房屋也排出消防队进行保护，疫区内除了贵重且可以消毒的东西可以带出外，其他一律焚毁。当晚，焚毁开明街疫区户共计间民居，总面积达到多平方米。直到解放后的60年代，这块被焚毁的区域，依然被叫做“鼠疫场”。

9年，日军部队军医金子顺一为了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向东京大学提交了论文《PX之效果略算法》，里面记载了年至2年间，日军在中国实施PX的情况。这里的P是指鼠疫，X是指跳蚤，跳蚤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媒介。其在论文中写道：年10月27日，部队在浙江宁波上空利用空军飞机散播2公斤鼠疫菌，一二次感染死亡人数共计人。而根据当年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有关浙江鼠疫调查的报告》中的统计，侵华日军在宁波投放鼠疫等细菌武器后，只有人罹难。有专家认为，一次感染是投放鼠疫菌的年10月底之后，人数为人，二次感染则是日军1年4月占领宁波后，由部队秘密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

当年鄞县防疫处工务处组掩埋队工作作情形

第三章学徒

他的故事：

在记忆中，父亲很早便过世了，大概就在解放前的几年里。他不得不挑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亲戚的介绍下，他前往上海当学徒。他不记得具体做什么，只要师傅吩咐的活就得干。所谓学徒，就是什么都得学，倒茶送水、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是学如何拍马屁，拍师傅的马屁，拍客人的马屁。师傅说“马屁不穿帮”，但他始终没有学会，弯曲的脊梁里有一颗朴素的心。

十里洋场是个乱象频生的地方，他说，上海的流氓和别处不同，他们不会欺负普通百姓，来去店里派头很大，五元的东西给十元的费用，还很豪气地说“不用找了”，对年纪小的学徒更是照顾，心情好的时候还会给点小费。其实他们坏事干尽，贩卖鸦片、拐卖妇女、开设赌场，只是做的大买卖，对小百姓不感兴趣罢了。师傅反复叮嘱，离他们远点，你们年纪轻，不要沾染坏习惯，正经人做正经生意，赚得少但睡得踏实。最讨厌的反而是地痞，土话叫“蛇篓”，一群永远无法满足的底层人渣，每次他说起来都会恨得咬牙，地痞来店里消费经常不给钱，占一分便宜算一分，心情不好还会砸东西，只要不打伤人，警察都懒得理会。只有一种情况除外，但凡流氓在场，地痞就会变得很“乖”，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他没说到此处便由恨变笑，地痞见流氓，就像老鼠见老猫，世间真的是一物降一物。

公元一九四八年，战争的谣言如蝗虫般四处蔓延，许多宁波籍上海人开始抢购船票返乡避难。老实巴交的性格让他在上海滩没少吃亏，但这一次却救了他的命。那天是12月3日，他和许多人一样没有抢到票，失望的他站在码头，不知道何时才能回答故乡，冬至即将来临，家里的母亲一定在想念他吧。一位好心的同乡想帮助他逃票登船，但被胆小的他拒绝了，本分人做本分事，万一被抓到就真的无法回去了。和他一样没有登船的还有另外三人，听他说来，便是一桩奇事。三人本来互不认识，开船前无聊便凑在一起赌牌。开始玩得很愉快，突然其中一人跳将起来指着另一人鼻子骂道“抽老千”，另一人也不甘示弱，掀翻桌子就和对方干起来。第三人被吓得目瞪口呆，等缓过神来便进行劝架，不曾想也卷了进去。三人越闹越凶，出手越来越狠，结果惊动了码头警察，以滋事罪名被拘留扣押。故事的尾声，打架的三个人结拜成了兄弟，倒不是“江湖英雄相惜”，而是“感激彼此的救命之恩”，因为那艘船的名字叫“江亚轮”。这是他乘着别的船回到家以后听别人讲故事才知道的，之后便一直将它保留在了记忆中，仿佛亲身经历过似的。

历史的故事：

江亚轮由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于年建造。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部接收。为补偿招商局抗战期间沉船的损失，将江亚轮和江静轮等4艘轮船交由招商局运营。6年起，江亚轮开始运营上海到宁波的海上航线（简称沪甬航线）至失事前，共计运营多个航次。

8年，江亚轮失事前，上海航政局宋金麟、童亚范两位技术员曾经认为轮船多处不合格，需要检修。但是招商局由于船票已经全部售出，不同意检修。最终决定在本次运营之后进行检修。但是正是预定检修前的这一次运营带来了惨剧。12月3日，江亚轮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启航，当时登记的人数是人，这远远超过荷载的人。但是，实际搭载的人数远远高于这个人数。超载的原因是宁波有冬至祭祖的传统，加上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使得旅沪宁波人纷纷回乡躲避战乱。根据当时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统计，搭载人数超过人，甚至达到人。这些人除了正式买票的乘客和船员以外，还包括儿童和开后门上船的乘客。此外，还有一部分乘客通过船上亲戚递出已经使用的船票而登船。

晚上6时45分，江亚轮航行到上海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时，右舷后部电报房位置发生爆炸，电报房坍塌，对外联络中断。汽笛和电力系统也因爆炸损坏，只发出了一声求救信号，此后再也不能发出声音，全船停电。在爆炸的同时，船体下沉，统舱中的乘客纷纷向甲板拥挤，踩踏无数。登上甲板的人纷纷跳入海中，不少被淹死或者冻死。爆炸后十几分钟，轮船沉没，只有烟囱、桅杆和悬挂的救生艇露出水面。

海难发生45分钟后的晚上19:30左右，附近渔船华孚1号、华孚2号参加救援并救起20人，同时代替电报损坏的江亚轮发送了SOS求救信号。21:30左右，从上海出发路过此地的“金源利”号。尽管吨位仅为江亚轮十分之一，船主张翰庭仍全力营救。首先，张翰庭命令船员将绳索放到江面上，让漂浮在海面上的待救者从绳索上船，随后将船头靠近沉船，让甲板上的待救者上船。最终，共救出人并带回上海，超过其他救援船只的总和。海难发生三小时后，茂利轮和江静轮以及几只风帆船也参与了救援工作。最后，整艘江亚轮仅多人获救。招商局派出潜水员前往失事海域，打捞到尸体多具，罹难人数估计超过人，其中主要为宁波人。

这一海难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海难，并震惊了上海和宁波两地。上海《申报》连续多日报道此事。甬上阿育王寺等佛寺为亡灵举行超度。美联社和美国《时代周刊》也曾经报道江亚轮的失事。但关于江亚轮爆炸的原因存在各种说法，包括锅炉爆炸，触礁，定时炸弹，夹运爆炸物，遭受鱼雷袭击，误触水雷等等，但都未能被证实。而民间亦有说法称国军轰炸机携带的炸弹脱钩碰巧击沉了江亚轮，也有说是上海地下党特工安放了炸弹以暗杀蒋经国或返乡的宁波政要，但皆无证据。

驶离十六铺的江亚轮号

第四章职员

他的故事：

他前脚刚回宁波，一位姓蒋的同乡后脚也便到了，此人带着儿孙祭拜母亲，在坟前双膝跪地、双颊盈泪。数月后，蒋某人登机离开故土，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的开明街一带，偶尔可以见到携带美式装备的士兵，他回忆说，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但驻守此处的以御林军为主，和杂牌军不同，他们纪律严明，对百姓也很客气。但在解放军面前，也是纸老虎，他画风一变并继续谈道，那时没发生什么像样的战斗，这些御林军就跟着撤退了。出门迎接解放军的时候，他听旁边的人都在议论，一群衣着破烂、乞丐模样的士兵如何赶跑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真的很令人疑惑。

宁波没有发生激烈的争夺，但战火并没有远离。听说奉化那边时常有国民党的飞机来撒钱，这一天的灵桥上空也看到两架标着青天白日的飞机，人们以为财神爷又来了，便跑出去迎接，心想着运气好还能捡到零花钱，结果等来的却是炸弹。幸好没有人伤亡，炸弹在灵桥周围的江边激起数米高的水浪，灵桥经过几番轰炸，也并未伤筋动骨。

他是不贪财的，便老老实实地跟着大家去工地干活。其中一位工友表现得特别卖力，连续几个月被评为先进。领导便请来一位记者采访这位工友，当被问及“卖力干活为了啥”的时候，大家都等着工友说“为了新中国”，结果那人憨厚地回答“为了有口饭吃”。记者有点失望，继续问道“新社会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工友的回答跌破大家的眼镜“没区别，一样干活，一样吃饭”。记者非常生气，一盖笔帽，一合相机，头也不回地走了，留着工友搞不清状况，还痴痴地在风中凌乱。历史对于宽容的人是宽容的，对于狭隘的人是狭隘的。若干年后，又白又傻的工友仍旧微笑着面对生活，而又红又专的记者却被打成右派并被抓去劳动改造。

领导觉得“不会说话”的原因主要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文化程度太低，便要求大家参加政府举办的扫盲班。他和他的工友们都接受了培训，他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在班里表现优秀，下班后第一个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座位，在本子上记满了东西。那时的文盲很多，认字写字一直都是他的梦想，现在政府帮他实现了，他打心里表示感激。

南边还没完全解放，北边又传来战事，大家为国家捐钱，有人还主动报名参军。他也想去，这样就会变成革命家庭，享受特殊福利，但那时却被心疼儿子的母亲阻止。他一直没什么主见，看到母亲的眼泪，心也就软了，决定还是留在家中。然而历史又和他开了玩笑，虽然他没有当过兵，但在数十年后，他找的三位亲家公都是当过兵的。

公元一九五三年，公私合营的风吹向宁波，很多公司在重组后又开始营业，他也被分配进一家副食品公司担任职员。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旧社会很难想象一个不识字的人会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真的很感谢新中国。他的试用期月薪是18元，当时除了自己开销还能补贴家用，转正后是36元，在城市算平均工资，但比农村的收入要高出很多。

历史的故事：

由于市场和战争等外部原因，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再到抗战和内战的几十年间，宁波民族工商业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的民族工商业已经到了几近消亡的地步，据当时宁波地方政府工商管理部门的统计，到9年底，宁波老城区有工业企业户、手工业户、商业户。针对私营工商业的这种萎靡状态，宁波新政府遂进行工商业调整。一方面大力发展国营工商业，另一方面，鼓励私营工商企业恢复生产。地方政府采取了当时通行的加工订货、收购私营工厂产品、包销和委托加工等措施，私营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年以后，随着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政策背景下，宁波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纷纷实行公私合营，企业制度的自然演变再次遭遇政治运动的挑战。年9月1日，宁（波）穿（山）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宁波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年，第一批公私合营有纺织、面粉、染织、冷藏、电力等五个行业。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万信纱厂、冷藏公司、恒丰印染厂、新生纱厂、浙东染织厂、太丰面粉厂等8个大型工厂进行单独公私合营。年，又有火柴、造纸、染织等20个行业，私营工业户，个体83户，分3批进行改造，其中11户直接转入地方国营和老公私合营厂，其余归并为18个合营工厂。私营商业包括饮食业、服务业在内，也先后进行改组改造。年12月31日，纺织、机器、卷烟、酿酒、榨油等8个工业行业、家工厂，百货、服装、五金电器等12个商业行业、家商店同时宣布公私合营。年1月19日，14个工业行业、80个商业行业、5个交通运输及建筑业，计户私营企业，除零散摊贩外，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在随后的“大跃进”时期，由于“左倾”思潮泛滥，追求“一大二公”和“纯而又纯”的所谓社会主义，大批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被合并到国营、大集体企业，个体商贩仅存户、人。

解放初期的宁波中山路

第五章父亲

他的故事：

超英赶美的时候，城里没什么风雨，他捐了点钱，送了点铁，本来家里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支援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城里也没什么波浪，他的定额粮票减少了一点，但可以吃饱就行，需求朴素且现实。老大不小了，母亲开始委托媒婆为他寻找对象。城里的媒婆推荐一位高瘦女生，相貌气质俱佳，也识得几个字，可惜脚有点跛，略看倒还行。村里的媒婆推荐一位矮胖女生，年方二九，家庭成分好，朴实大方，但识不得半个大字，也没什么文化。他觉得都挺好，毕竟年纪在了，有个人做伴就很感恩了。后来，他在病重的时候坦言，虽然主观没偏见，但内心深处还是倾向前者。当时他的母亲也想找个城里姑娘，就和城里的媒婆约好了第二天送聘礼。不料圈子太小，此事恰被村里的媒婆知晓，她就来了一出百里奔袭，连夜从乡下上城，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的母亲改了主意。很钦佩那个村里的媒婆，展现了中国的民间智慧，未读兵书就将兵法运用得如此熟练。

他和她相差十岁，一个城里，一个村里，理念也偶尔不合，但生活非常和谐，多次被评为五好家庭。若干年间，老大、老二、老三相继出生，他的母亲也搬来一起住。三世同堂，日子看似幸福美满，但他的压力却徒增不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资上升空间不大，不懂人情世故的他，职位也只能原地踏步。

当时，红烧肉变成了奢侈品，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待遇，本来不大的一块肉还要分成四小块，三个女儿各夹一块，他的母亲和妻子都知道他最喜欢吃红烧肉，都会以肥腻为由推脱不要，而他也不舍得吃，通常是饭吃完了，肉还剩一丁点。若母亲还没吃完，他会趁其不备塞进她的碗里，反正老太太也看不清指甲盖儿般的肉沫丝；若母亲已经吃完，他会把肉塞进满脸沾满饭粒的老三嘴里，旁边的老大和老二投来羡慕的眼神，或是吞吞口水、或是舔舔筷子。油条也要分成四份，清晨的忙碌无法掩盖油炸鬼的香味，老大老二守规矩，领走自己的一份便离开了，老三最是精明，本以为领完一份便走了，没曾想每次都中途折返，瞪着铜铃般的眼睛，直到把他的心萌化为止，通常作为父亲的他只能缴油条向女儿投降。

关于十年动乱期间，他回忆说，别的地方不知道，反正宁波只有动而没有乱。厂里的领导经常变动，但基层生产没有影响，他仍旧像往常一样上下班，只是多了听收音机和写大字报两件事。听收音机就是学习，他热爱学习，对此没有难处。但大字报却写不出来，他对自己的文化程度有点不自信，也害怕写错了挨批斗。于是，他便用最原始也最灵验的招数，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他会去阅读墙上的每份大字报，哪个标语写的人最多就抄录下来，回去写在自己的报上。看来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懂得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了。他还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喜欢赞美党和主席，他说这是真心的，毕竟吃过旧社会的苦，新生活来之不易；另一个是不喜欢批斗别人，他觉得没必要，今天没被批的人，说不定明天就下去了，比如某位接班人，今天被批倒的人，一眨眼明天又上来了，比如某位总设计师。

可是，保守的人也会被打倒，他不是被运动打倒的，而是被病魔打倒的。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他躺在病榻，却什么都做不了，薪资却要按照规定减半。他的妻子要做两份工作，白天在一家渔业单位上班，为了增加收入，没有技能的她就主动请缨调往冰库工作，即使穿着厚重棉衣裤，也免不了被冻伤的危险；下班回家便要照顾一个虚弱的病人、一个年迈的老人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等大家都睡去，勤劳的她还帮别人做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但毕竟入不敷出，在特殊时期大家都自顾不暇，没有工会扶济危困、没有亲朋伸出援手，走投无路的她只能选择卖血苦撑，更艰辛的是，卖完血仍旧要继续工作并操持家务。每当回想这段往事，他总会感到一丝愧疚，而他的妻子则会在一旁流泪。

所谓好人有好报，他的家庭在最低谷的时候，却打出一波生活的高潮。正当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隔壁床是一位老者，围着床边的是两女一男，学生模样的打扮，口音带着点洋泾浜的腔调。谈话间，广播里突然传来天气预报，说是夜里有台风登陆，所有水陆交通被迫紧急关闭，三位青年大惊失色，急忙赶去码头登船却为时已晚，无奈只能带着一身湿漉折返，情急之中两位女生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的妻子正好来给他送饭，听闻哭声，问清楚事情原委，便知三位青年是从上海来宁波探望住院的外公，买的今晚的票却已然回不去了，而外公家又远在东钱湖，按照当时的条件也定然回不去了。他的妻子便与他商议，决定让三位青年寄宿家中。换了干净的衣裤，睡着干冷的地铺，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三位陌生人感觉受到了如亲人般无微不至的关怀，但青年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家中已经穷到揭不开锅了。很快，他和妻子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先是三位青年特意从上海回来表达感激，后是东钱湖的外公家登门拜访，自古大恩不言谢，两家人索性认了亲戚，他的妻子和对方结义金兰，这在当年被传为美谈。

因为家离码头很近，所以那时候帮了很多人，但大部分没有得到反馈，他回忆道，不过助人是发自内心的，作为父亲，不愿意看到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孩子受苦受难，便容易产生怜悯之情。

历史的故事：

轮船码头始于年，位于宁波江北岸，最早由美商旗昌洋行创办的上海轮船公司经营，专走甬沪航线。宁波港务局成立后，轮船码头也成为主要管辖区域之一，即宁波港客运站。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客运站的鼎盛时期，客运航线有9条，旗下有“繁新”“荣新”“昌新”“盛新”等轮船，仅宁波到上海一条航线，每日就有4艘次，日客流量多人。加上宁波到舟山、到福建马尾等航线，日总客流量可达万人，年客运量余万人次。尤其在春节、清明等节假日，上海与宁波之间往返客流井喷，就算临时加开好几艘航次依然一票难求。年5月，客运站开辟首条境外航线，即宁波镇海至香港航线，每月一班。

当时的轮船票比火车票便宜，轮船码头靠泊的都是三千吨级的沿海客货轮，多个客位可坐可躺，活动空间大，供应饭菜又能看电影，只需睡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能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沿途运气好还能看到壮观的海上日出。那时候不光客票紧张，连行李票都非常抢手。因为轮船更方便携带行李，宁波到上海做生意的人又多，但凡能拎得过、背得过的，都是满满当当地上船。

时代在进步，随着高铁、民航、高速公路的快速崛起，水上客运的劣势日趋明显，宁波至香港、福州、马尾、黄龙等客运航线相继停航。年6月，通航年的宁波至上海客运航线也停航。但旅游业的发展，给宁波至周边岛屿间的旅客运输带来了新的机遇，宁波至舟山普陀山、桃花岛、嵊泗等岛屿的航线依旧很受欢迎。年11月，宁波港客运站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第六章儿子

他的故事：

家有女儿初长成，但愁明日嫁何处。有国才有家，先许国，后成家。他面临着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三个女儿，必须选一个去插队，才能保住一个公部门就职的名额。那是最漫长的夜晚，他最讨厌这种事：不如直接给答案好了，组织看中哪个女儿就要去吧，却偏偏要自己选；有自愿的也好啊，就像古代的花木兰替父从军，可惜现实不太可能。谁都知道村里不如城里，草垛子不如铁饭碗，拿锄头不如握钢笔。怎么办，他不想偏心任何人，但总有人牺牲，又总有人享受，国与家都是如此。最终还是希望老二去，辗转反侧一个夜晚，他和他的妻子做了决定，老大是顶梁柱，家里需要帮忙干活，老三还小，不太方便。这真的很纠结，那几天，他的性格突然变了，不爱交际的他开始打起交道，拜托亲戚找到插队乡里的领导，送了礼还请了客，对方也答应了他，会照顾他的女儿，尽量安排轻松的工作。临别的晚饭，他特意买了红烧肉，却没有切成四份，而是都夹给了老二，之后便再也没说一句话，家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沉重。倒是邻居家的收音机打破了凝固，原来中央决定取消插队政策，也就是说，不用分开了，生活照旧。

生活无法照旧，女儿终归是要嫁出去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吹入他的小家。自由恋爱，家长不干涉，他向来如此主张。或许是没主见，或许是真性情，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理念别说在那个年代，放在今天也是超前的，简直碾压现在一群丈人。女婿就是儿子，他说，没什么好挑剔的。他说到做到，如同放直钩的太公，而女儿们也都如愿找到了合意的伴侣。

日子有点起色，他便想尽一份孝心，但时间并不等人。他的母亲不幸罹患老年痴呆，先是遗忘一样样熟悉的事物，后来遗忘一串串熟悉的名字，脑海里只剩得儿子的声音。然而，此儿子非彼儿子。他很少提起他的弟弟，但每次提起都火冒三丈，他认为是弟弟害死了母亲。学课逃课，做工逃工，当兵逃兵，他可以说出弟弟的千万条罪行，好歹进了水电厂，也不安分，偏要到处乱跑，母亲赶去寻找，本就记性不好，结果迷路还摔了一跤，没多久便离开人世，死前竟然还呼唤着小儿子。从此，他便再也不与弟弟来往，他的弟弟也怕他，在同一座城，彼此也都绕着走。

从母亲逝世那年的清明节开始，他都会去阿育王寺后山的坟前祭拜，这算是他对至亲最淳朴的一种念想了。他也曾搭女儿的车前往，但总嫌她们起得晚，女儿也不懂他急着想去见母亲的愿望，于是他便索性自己去。每次都是清晨四五点起床，赶着最早一班公交车，乘二个多小时，步行三四里路，爬五六级台阶，就可以见到父亲和母亲的坟头了。他偶尔会在路边买十元五个茶叶蛋，即使早饭也是午饭，有时候还能剩一个当晚饭。他向来不弄锡箔斋饭，顺手给母亲带一朵鲜花，在坟前念叨几句，便了却一桩心事。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他的观念和同龄人不一样，也不太喜欢民间的祭祀习俗，却一直将母亲的遗像摆在客厅的角橱上。

另一个比较开明的观念就是，反对重男轻女。儿女都一样，在孙辈们呱呱坠地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他的观点，儿女都是父母心头的肉。许多年后，他的朋友评价道，要是中国父母都这么英明，那就没有男女性别比例差了。但他喜欢文里文气的，不喜欢武里武气的，琴棋书画是他心目中好孩子的必备技能，而他最讨厌的就是外孙子女在他家里飞檐走壁、爬窗甩门，甚至弄坏他的盆景、翻乱他的书桌。

历史的故事：

踏青历来是宁波民间清明习俗之一。踏青，宁波古代叫“探春”、“寻春”等，现在叫“春游”。张岱的散文《陶庵梦忆·日月湖》：“清明日，二湖游船甚盛，但桥小船不能大。城墙下趾稍广，桃柳烂漫，游人席地坐，亦饮亦歌，声存《西湖》一曲。”从中可以了解清代初期宁波人清明踏青之盛况：清明节那天，阳光明丽，宁波城里众多的市民荡舟日月湖，因桥洞太小所以船都不大。宁波府西南城墙下，地坪稍显宽广，桃花烂漫，柳树成荫，鸟语花香，游人席地而坐，举杯痛饮，用明代南曲《西湖》助兴。

春游也是孩子们盼望的日子，3年3月27日《宁波日报》新闻《效实学生春游杭州》：“效实中学高秋一班全体男女学生五十余名，以时届春天，正是游春佳节，特发起赴杭州旅行，……闻此行除游览西湖景外，并拟研究风俗，凭吊古今，藉资增进知识。”解放后，宁波的一些中小学和企业往往在清明节前后组织春游。家长们在孩子们出游前准备好点心、水果、饮料，让孩子们游得快乐，玩得尽兴。

宁波民谣：“正月坐坐过，二月芥菜大，三月拔茅针，四月拗乌笋”，茅针，指田野山地上茅草的嫩草茎，小儿常生食，因为它的茎韧性特别好，用它来作拉扯“斗草”游戏。每当春末夏初，宁波乡村的孩童们三三五五，聚于庭院场坪，或约会在田畴原野，每人采来一大把、一手绢这种“打官司草”，各自拿出一根，彼此勾搭，花茎交错，使劲牵拉比斗，断者为输，不断者为赢。输的不服气，从旁边草地上再拔一根，接着“打官司”，如此“持久战”，直到周围“打官司草”扯光为止。

踏青的活动也包括扫墓，宁波人称之为“上坟”、“加坟”。宁波老话讲：“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姣姣”指平时难得出门的、乘船去上坟的大家闺秀。旧时清明宁波人上坟，由族长率领子孙先乘船去坟上扫墓，他们撑盖伞，打彩旗，抬着供果酒肴香烛，一路上敲锣打鼓。宁波《十二月歌》：“二月小孩放鹞子，三月上坟坐轿子”。清明祭祖，俗称“拜阿太”，因为后代子孙把已故长辈称为“太公”“太婆”或“太大公”“太大婆”。远在他乡的游子，清明节纷纷从上海、汉口、天津等地返乡祭祖，因返乡扫墓人数众多，甬沪海上客运线每年要增开清明航班。如3年3月27日《宁波日报》新闻《清明节届“江亚”“江静”加开星期班》。

年的阿育王寺

第七章迁户

他的故事：

老屋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两间，外面是客厅，里面是卧室，上层则是阁楼，而楼梯却不在屋内，应是和邻居共同使用。厨房在客厅的对面，算单独一间房，由一道公家走廊隔开，走廊一端是别人的住房，另一端则是小园子。园子里一口天井，滋养着瓦片和砖板的青苔，阳光和阴雨总能给生活带来惊喜；一口地井，供养着祖孙三代人，打水和挑水成为日常。

退休的他在老屋养了一只猫，每天早起赶往菜市场，问卖鱼的贩子讨一些肚肠，再问杀鸡的摊主要一些腑脏，回来拌着饭算是猫的三餐。畜生也通人性，没辜负主人的一番照顾，他回忆说，猫经常在半夜来床边撒欢，每当此时，他就知道肯定是抓到老鼠来邀功了。老屋即将被拆除的前夕，他拿着编织袋去抓猫，想把它送到村里的亲戚家中，但一向温顺的猫仿佛知道主人的心思，开始挣扎并挠伤了他，无奈的他只能作罢。后来主仆便再也没见过面，他便逢人就叹气说，狗认人，猫认屋，阿咪不想走，就随它去吧。其实，他对老屋又何尝没有感情呢，多少个春夏秋冬，多少遍酸甜苦辣，他没有讲出来，或许只有藏在他心里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

搬到新屋的他没有闲着，热衷于投身居委会组织的各类活动。某次街道举办烹饪比赛，他凭着“龙头烤”，一种将小黄鱼裹着面粉的宁波传统油炸美食，获得优胜奖。他的心里美滋滋的，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凡是逢年过节，他都会秀这道拿手菜，并和晚辈们讲述菜名的由来以及“龙生九子”的典故。他还忆苦思甜，虽说黄鱼是本地特产，但本地人一辈子都很难吃到正宗的黄鱼，以前家里穷苦吃不起，之后在副食品公司工作，看着顾客凭票买鱼，自个儿只能留着口水称斤量，等到现在条件变好了，可环境却变糟了，野生的黄鱼又成了稀罕物。

他很乐于投入社区服务，担任“小蜜蜂”志愿者，一把年纪的他顶着白发、带着红袖章，穿梭在乱堆杂物、乱停车的楼宇间，构成一幅别样的风景。他觉得他的形象特别像“王保长”，一部讽刺旧社会电视剧中的角色，但他感慨时代改变了，以前的保长欺负人，现在的志愿者帮助人，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也因此多次被居委会表扬，拿过很多奖状，此时的他，内心有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就像五六十年代的工人年终被表彰时捧着印有主席语录的陶瓷杯一样，但他会谦虚地说“为人民服务”才是最光荣的，这恐怕算是他那代人的集体潜意识吧。

他喜欢开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玩笑，时常和客人说“来我家吃饭，你带粮票了吗”，遇到年轻人不懂他的梗，就需要费嘴唇解释一番，再听不懂也没事，他家吃饭的桌子抽屉里还真藏有过去的粮票，“诺，我给你看看”，仿佛炫耀传家宝似的。对待浪费粮食，他既严肃又幽默，身上沾了米粒会被他比喻为“嘴巴是漏的”，菜掉地上会被他形容为“家里养着公鸡”，鱼肉烧太多会被他嘲讽为“地主家出身”。隔夜饭菜，他不舍得倒，也不舍得吃，五天四夜反复煮三素二荤是一点都不舍得，以致于好几次都吃坏肚子。养鱼种花，他都是配给制，他的晚辈小孩子多撒一点鱼食、多浇一点水，他都觉得心疼。我们苦日子过惯了，他经常教育大家说，你们是不会懂的。

他的另一个标志性风格是规律作息，基本和太阳合拍的节奏，清晨伴着朦胧的曦光便自然醒了，过午休憩一会儿，傍晚便听着新闻联播的结尾音乐进入梦乡。他在新房子住了二十多年，一直坚持早睡早起的习惯，即使跨年的鞭炮声和《难忘今宵》的歌曲生都无法阻止他的执着。他的晚辈不太喜欢和他约在早晨一起出去，比如定在八点钟的碰面，他的电话就像闹钟般会在六点钟想起，之后会在七点钟再来一通催促。他偶尔还会提前准备好早餐，在你的口水还粘在枕边的时候按响你家的门铃，你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与床板分离，又睡眼惺忪地翻找拿钥匙并踩着半只拖鞋前去开门，但你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蒙蒙亮的晨雾中递过来热腾腾的油条，你的抱怨声会减弱许多，心中的不耐烦也会随之消散。

印象中只有老伴在上海住院的一次，他打破了所有既定的生活习惯，鱼和花不管了，活动不参加了，志愿者不当了，玩笑也不开了。在手术室外，他收敛了原本的急性子，像个孩子般安静地等待着结果，但他却清楚地记得主刀医生承诺的时间，便一而再地看手表，还逢人就问现在几点了。在老伴昏迷时，他停摆原本的生物钟，几乎整夜没休息，也听不进家属和护士的劝，他好几次打起瞌睡，但过不久又揉揉眼睛，打个哈欠再继续陪着，直到麻醉过了清醒为止。在病床前，他藏住了原本的暴脾气，非但改口不称五十年来对老伴没文化的绰号“瞎眼田鼠”，反而耐心地为其读着当日的报纸新闻，还亲手端饭倒水，并细致地送到对方嘴边。从平日里两口子的拌嘴里丝毫看不到任何恩爱的影子，但在危难时刻却演绎了什么才是真情。

历史的故事：

宁波大黄鱼的开发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多年，至今已2多年的历史。据《吴地记》载：“阖卢十年（公元前年）东夷侵、吴王入海逐之。据沙洲上，相守月余，属时风涛，粮不得渡，王焚香祷之，言讫，东风大震，水上见金色逼海而来，绕吴王沙洲百匝，所司捞漉，得鱼，食之美，鱼作金色，不知其名，见脑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石首鱼出水能鸣。”“每岁四月，来自海洋，绵亘数里，其声如雷，海人以竹筒探水底，闻其声乃下网截之”、明代屠本畯着《闽中海错疏》提到“浙南渔场，海上以四月小满为头水，五月端午为二水，六月称为三水，……八月出者名桂花石首、腊月出者为雪亮”。大黄鱼开发性生产大约始于唐宋年间，在明代后朝由于倭寇入侵，朝庭颁倭海令，并弃岛内迁，捕捞业萎缩衰退。直至民国时期，在漫长的年间，海氛不清、硝烟不断。海洋捕捞时盛时衰，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黄鱼捕捞生产于20世纪50至60年代达到顶峰。根据数据记载，上世纪50年代，浙江沿海一带渔民开始仿效福建人使用敲罟（gu）的作业技术，一旦发现鱼群，四周渔船便会聚拢敲打绑在船上的竹杠，巨大的合响变成声波传入海内，使得黄鱼就这样耳石共振昏迷死亡。60年代大黄鱼产量猛增，价格一度跌到每斤五分钱，一些小的鱼就直接扔在海滩或者当成肥料。所以说这种不分大小的捕法，对大黄鱼的种群繁衍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年春，浙江省组织了将近艘船前往大黄鱼主要外海越冬渔场进行围补，光这一年，舟山渔场的产量由10万吨猛增到16.81万吨，创了我国渔业捕捞历史上大黄鱼最高产量记录。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资源的枯竭，这种鱼类已形不成渔汛，致使野生大黄鱼一鱼难求。为此，宁波市于年始启动了岱衢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保护工作，专门成立“野生岱衢族大黄鱼采捕”攻关小组。年5月，攻关小组采用特制的小对网作业方式，成功地在岱衢族大黄鱼原产地岱衢洋采捕到8尾可繁殖的野生原种活体。宁波市已成功培育出苗种0余万尾，为岱衢族大黄鱼养殖提供优质苗种。

宁波传统美食“拖黄鱼”

第八章辩手

他的故事：

公元一九九七年，总设计师去世；时隔不到半年，香港回归；两件事触动了老工人的心，赋闲在家的他开始阅读邓选，后来又扩展到马列毛江的作品。阅读还不够，热爱学习的他就拿起笔开始抄写，这一抄就是二十几年，直到他拿不动笔为止。他抄写理论的事迹，在那时候还被很多报刊作为先进被宣传。

他不舍得买笔记本，就收集白纸或者反面半面没写字的废纸自制笔记本，记得每次去外孙或外孙女家，他都会顺手带回点草稿纸或没用完的笔记本。他不习惯用水笔，而是选择用毛笔，墨水是便宜货，当时还没有网购和团购，他就去批发市场蹲点，等着摊主降价销售。他的女儿女婿给他买过文具，但基本都原封不动地待在书桌的抽屉里。对他来说，学习才是头等大事，文具的好坏都不重要，能省一点就是一点。

记得他在生病的时候也未尝停止学习，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他不医院。在此期间，他非常期待观看阅兵式，但病房的电视没有直播，最后还是嘱咐外孙从网上下载重播视频才算满足心愿。说来也是奇迹，或许是雄壮威武的进行曲和分列式唤醒了他的求生意志，主治医生竟然撤回了已经签发的病危通知书，家属也偷摸着藏起了预备好的寿服。学习的力量，不仅让他快乐，而且让他健康。

即使在思想高度统一的世界，也会有许多不同的声音。隔壁有个老头经常发牢骚，还嘲笑他假正经。他也嘲笑对方说，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被打成右派，现在终于知道了，天天和社会唱反调，难怪会被划为政治不正确。老头最讨厌人家翻黑历史，从此见到他便都绕着走，生怕再被抖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小区的大妈们很实在，觉得国家又没给钱，抄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论。他也很实在地回应，你的养老金，不是国家给的吗？后来他去宝岛旅游，发现对岸没有养老金，就更来劲了，逮着人就反复说，从此大妈们也躲着他。某次家里来了位客人，认为他抄这些东西很无聊。他就对那人说，你现在建厂开店赚钱发财，难道不是因为政策好吗，富起来了要学会感恩啊。客人仿佛被点中了要穴，便不再说什么，从此也没来过他家。

从此，他的执着和倔强就在当地出了名，没人讲得过他，直到一位记者的出现。三年前，虽然以前也接受过一些采访，但他出于老工人的自尊心还是将书房精心布置了一番。记者如约而至，却没有进书房，开门见山地问，老人家有学习现在领导人的理论吗？很少，年纪大了，抄不太多，他刚吐出前半句事实，便只能将后半句解释吞了回去。“哦！”记者冷冷地回应了一声，又礼貌地问候了几句，便扭头离开了。善辩的他竟然无话可说，送走了记者，他一个人留在书房里叹了很长的气。原来他并非不可战胜，不用千言万语，最终说服他只需要一个字。可是正如前面所讲的，历史不会宽容一个狭隘的人，这次也是如此。过不了多久，那个记者便跌倒在“打虎拍蝇猎狐”的行动中。

历史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多次会见包玉刚等宁波帮人士。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宁波港重新对外开放，经营进出口商品事务。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年11月，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成立。年2月，宁波被列入计划单列市。5万多名海外“宁波帮”人士帮助宁波建立了一批卫生、文化、教育设施并进行投资。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大陆对私人经营政策的放开，宁波本土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创造了介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间的“宁波模式”。乡镇企业在获得一定的发展后纷纷转制成为私营企业。同时，在原有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宁波的私营经济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年，宁波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80%，而在年，这一数字仅仅是20%。

与此同时，宁波的港口也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北仑港的修建使得宁波港从河口港成为海港，并跻身世界一流港口的行列。年12月20日，宁波港与舟山港联合，成立宁波舟山港。年，宁波舟山港海上货物吞吐量已经超过上海港，成为全国第一。与此同时，临港工业成为宁波经济的一大支柱，其产值达到全市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年6月，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宁波定位为“先进制造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国际港口城市”。年12月27日，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0亿吨关口，成为全球首个货物吞吐量突破10亿吨的大港。

改革开放中的宁波港口

第九章病友

他的故事：

公元二零一九年，擅自停服高血压药的他病倒了，溢血渗透到脑部，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住院生活。面对医生关于停药两年的质问，他说出了一位中国工人最朴素的心声，为了省点钱。命难道没有钱重要吗，医生显然对他的回答很生气。“你们没有经历过，不会了解的”，他的一句话瞬间让整个病房鸦雀无声，只有医生无奈的眼神、老伴纵横的眼泪以及女儿女婿的摇头叹息。“送我回家”是他在住院期间最常说的话，也是最大的心愿。这也仿佛是病人们的默契和共识，他如是说，他的那些病友们也如是说。

春天的时候，他的隔壁床住进来一位参加过工人运动的老干部。老干部九十多岁了，享受非常优厚的待遇，但拒绝请保姆而坚持生活自理，结果不小心踩空楼梯而摔成脑溢血。快送我回家，别浪费国家的钱了，老干部用命令的口吻说道，我不怕死，把资源留给需要的人吧。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全都无动于衷。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老干部生气地吼道，“不就是冲着一个月五万块的退休金吗，我都捐给希望工程去，不会给你们的。”但儿女们仍旧什么都没做，叮嘱完护工要保证安全就都回去了。“你们比敌人还狠”，老干部看着离去的背影伤心地骂道，“遇到敌人也就一死，你们连死都不让。”他在旁边听着，偶尔也会轻轻地附和两三声。就这样，那位老干部闹腾了半个多月，最终还是安静地回家了。

秋天的时候，他的隔离床又住进来一位在本地打工的年轻人。听家人说，年轻人半夜骑电瓶车从工地加班回来，不小心被石头绊倒而一头撞进树里。脑袋的血凝固并压迫住了神经，开颅手术至少要好几万，还不包括康复的费用。“快送我回家，别浪费大家的钱了”，年轻人近乎哀求地恳求道，“我死了无所谓的，把病床留给别人吧。”工头以协议没规定为由坚决不承认是工伤，只送来三千元慰问金，工友们东拼西凑了点钱，医院也给予了一定减免，但仍旧是杯水车薪。“不能好好地活着，难道选择死的权力也没有了吗”，年轻人虚弱地问家人，得到的却是沉默的眼泪。他在旁边听到了，便示意女儿将一个水果拿过去。年轻人的愿望也实现了，经过几天的保守治疗就回家了。

然而，他却没有如此幸运，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没有回家。在一个盛夏的傍晚，他陷入了深度昏迷，便再也没有醒来。最后一眼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嘴巴开得很大，仿佛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送别的队伍很长，有公务员，也有农民和商人，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想说什么，估计也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想说什么，或许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想说什么。他真实地走了，一个时代也随着他走了，一个真正属于中国工人的时代。

历史的故事：

年10月，中共宁波地委派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陈洪负责组建宁波总工会,决定由共产党员王鲲担任会长。同月21日，地委以国民党宁波市党部的名义，在小校场(今宁波市海曙区鼓楼法院巷一带)召开有余名工人代表参加的成立大会,公开宣告宁波总工会成立。

年3月14日，宁波总工会召开下属各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宁波总工会执委会，中共党员、宁波地委委员王鲲当选宁波总工会委员长。在宁波总工会的领导下，宁波工人迅速组织起来，先后建立了百余个工会组织，会员达8万余人，并建立了宁波工人纠察队，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3月20日,暴徒烧毁了当时设在江北岸封仁桥的宁波总工会会所。不久，宁波总工会迁址江东。当时的总工会设在主楼二楼正厅，一楼为大礼堂，其他房子分别设和丰纱厂、铁路邮电、米业及海员等行业和直属工会。4月9日，蒋介石率先在宁波发动反共“清党”，全市工人集会和大罢工遭到军警血腥镇压,总工会会址被查封,王鲲等共产党员英勇就义。

大革命时期宁波总工会旧址(宁波工人运动纪念馆)坐北朝南，仿古木结构，属清末民初建筑风格，主楼为3层，两侧厢房及门楼为两层，建筑面积平方米。年，旧址作为宁波工人运动史料陈列馆，正式向社会开放。

大革命时期宁波总工会旧址

死亡不是真的逝去，

遗忘才是永恒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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