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明不得不提起张居正，正是万历初期轰轰烈烈的十年改革新政，才使得后人对几十年后的崇祯覆国而唏嘘不已。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死于万历十年，显而易见，他的大半生是在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统治下。

嘉靖朝历时四十五年，张居正从童蒙到中举成进士入翰林，出任朝廷官员，对社会安危、官场冷暖、人际关系的波诡云居，都是伴随着嘉靖朝自初叶到末叶此一特定阶段经历而来的。因此他的向往和理念，彷徨和忧虑，以及后来万历新政的孕育和政见主张的定型，与嘉靖一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嘉靖皇帝朱厚熜其人，有着突出的性格特点和个人特点。他因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无子，才得以近系旁支的外藩世子的资格被选继帝位。他不仅智商高于常人，思想反应也很敏锐。特别是在关系到本人威望和厉害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他登基后从不放松掌握权柄，而且喜怒莫测果于杀伐；遇事坚持己见固执不移；性格多疑，绝不允许逆耳之言的存在。

嘉靖在位期间，曾极端固化地坚持贯彻执行过两件大事：一是为“议大礼”而兴大狱，而是执迷地崇信道教中的方士寻仙之事，潜心修玄并用以支配政治。

这两个方面，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有悖于传统宗法伦理，有悖于为君之道的。也正因为这两件在嘉靖一朝长期占据朝廷主要精力的个人私事，给中晚明朝的国政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后来张居正新政改革初衷即在于此。

所谓“大礼议”，表面的争议焦点是确定继承皇位名义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嘉靖自认为，本人由外藩入继以旁支嗣位显得逊色，总想通过更定礼仪的形式来取得朱氏皇统正宗的地位。

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庶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的弟弟，也即是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叔父，成化年间被封为兴王，嘉靖皇帝朱厚熜即是以朱厚照堂弟的身份入继大统的。

因此，按照传统宗法伦理，朱厚熜理应尊弘治皇帝为皇考，称自己的生父朱祐杬为皇叔父，母亲蒋氏为皇叔母。但是他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安排，认为自己应是以成化皇帝嫡孙的资格入继，只承认弘治皇帝为皇伯父，正德皇帝为皇兄。

不仅如此，他还要称自己的父亲朱祐杬为兴献帝，母亲蒋氏为献后，专门建立宗庙，坟墓改称为显陵，按照其他已故皇帝尊加谥号的习惯。也就是说，嘉靖要在成化之后，弘治和正德之前塞进去一个追封的死皇帝。如此，则弘治和正德也就被当作旁支了。

这样的做法立即激发起了一场大争论，朝议沸腾，廷臣分裂。以顾命大臣、大学士杨廷和、毛纪为首的一派坚持反对，他们主要是根据和儒家的宗法纲常伦理，特别是宋代大儒程颐所阐释的观点，认为为人后继者只能称亲生父母为伯、叔父母。杨廷和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士人的传统认识，所以得到大多数臣僚和士大夫的支持。

“以皇考宗而兄武宗，遂使武宗无后，今又以考兴献而伯考宗，遂使孝宗亦无后。”《明通鉴》卷五一

另一派则是迎合嘉靖为其主张找学理根据，充当辩论喉舌的以进士张璁、主事桂萼、员外郎方献夫为首。他们或是新中科举，本属于中下级官吏，都存在投礼仪之机以求腾达的不纯用心。他们的主要理论是“继统不继嗣”，不继嗣当然要保留本生父母的名分，不能认人之父母为父母，更不能因入继帝位而绝父母的生育之恩。

“陛下尊为万乘，父子之亲，人可夺之，又可容人之夺之乎？”《明史·张璁传》

这一类具有挑拨性的语言最能触动嘉靖内心深处的忧虑从而引起共鸣。因此，嘉靖对于表示异议的大臣给予狠狠打击。凡是上书死谏的臣僚，无不遭到贬斥、廷仗、逮狱、贬戍的惩处。甚至连顾命重臣杨廷和、毛纪等也相继被贬斥而去。而对于那些善于窥测意旨，巧于迎合的人则破格提拔，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也因此被破格擢升入内阁。

客观地说，大礼仪之争本身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对立的两派各持一端，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是非。捍卫旧传统观点的一派似乎过于迂腐，而赞成政统立庙一派也难辞于谄媚。而真正挑起这场漫长而激烈争论和搏击，造成朝臣分裂为势不两立营垒的正是嘉靖本人。

他不惜用杀伐大臣的极端手段，不惜以国政停罢、朝纲大乱为代价，不惜在刚登基之初制造出严重的朝政危机，以换取到继统不继嗣的名义，和为已故之父争取到一个皇统谥号。深究其用心，绝不仅仅是给亲生父母夺取跻身明代帝后正式序列的至尊殊荣，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所渴求的天潢贵胄的虚荣心理。

而嘉靖皇帝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喜好方术。这里所说的方术，是指信奉道教的一个分支，即摒弃清修，而着力于大搞斋醮、祥瑞、烧炼仙丹以求长生不死的邪术教义。作为一国之君，嘉靖沉迷于长生邪说，必然对国家社会政治产生极坏的影响。

嘉靖自登基之始，即在宫内钦安殿屡事斋醮、焚奏青词，举行一系列繁琐的仪式，其特异的精神状态已令群臣感到惊骇。大学士杨廷和、吏部尚书刘宇等早在嘉靖元年即为此上书争谏，但均被置之不理，这也暴露出新皇帝与朝臣们存在的重大分歧。

嘉靖的顽固迷信，有历史的和个人的根源。其父朱祐杬和其母蒋氏都是道教的虔诚信徒，长期以来就在王府中招揽方士，因此嘉靖在这方面的信仰，是从小即在家庭中深深植入的。

对于正德皇帝盛年而崩，和他本人之能从外藩世子骤然被宣入继位黄袍加身，当然也被认为是得益于神灵庇护。因此他登基后，便每天清晨拜天于宫中，用以感谢上苍恩赐。与此同时，由于他从小多病，他更寄希望于方士的神迹仙方，奢想通过修玄以邀长生，能以地上帝位之尊同时序入仙班。

而类似的祈求也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既希望永葆玉帝庇护，又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就需要不断建醮祭祀以表达对于神仙的虔诚，不时委任一些方士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信使，将统治权的稳定和巩固寄托于上苍。

为表示虔诚，嘉靖命令内阁大臣撰写青词以供皇帝祈敬上苍之用。所谓青词，是一种使用金墨写在特制青藤纸上，用各种华丽颂词禀告玉皇大帝诸神，祈求庇佑的特殊文件。嘉靖深信这是邀请天神垂爱的有效渠道，是修玄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终其一朝上奏青词的事业不休。

许多大臣为曲顺帝意，宁置国家政务与不顾，却将主要时间精力用于撰写这种对偶奢华、内容空洞荒诞不经的祷告文字，嘉靖也将是否能巧于揣摩帝意，是否精于和勤于撰写这种青词，作为界定臣僚是否忠诚可信，是否有能力才干的主要标准。

自嘉靖三年以后，被选入内阁大学士的人，几乎都是因为专心撰写过青词而提拔重用的，诸如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等历任内阁首辅皆是。就连在嘉靖时期尚未入阁的张居正也曾撰写过一定数量的青词。

这些人品类不一，而且撰写青词的动机也有很大不同。有些人纯粹是借此以邀宠谋私，而有些人则是当时形势下不得不顺从撰写，但却是为了谋得进身之阶，为了取得立足点，以徐图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得不做这样的曲线迂回。可见，他们都没有超越出这样一个畸形的反常历史阶段。

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的分水岭，明朝的统治已经颓势毕露，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以藩王入继的嘉靖本人。大礼议和敬天修玄两件长期占据明朝朝政的两件大事，使得朝廷选人用人的根本之道大乱，也为明朝内阁的党争埋下了伏笔。时代巨人张居正恰好在此存亡时刻来到明朝中枢，见证这一历史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