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学校教育体系非常完备，很多人已经不太了解旧时读私塾的情况。笔者年逾八旬，少年时期曾在南口私塾就读，现将这些回忆形成文字，也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一种记载。

私塾是旧社会由家庭、商贾、塾师等开设的教学机构，也叫“私学馆儿”，私塾一般只有一名塾师，多为精通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其助手是他尽心培养的大弟子，在私塾读书的塾生尊称这位助手为“大师哥”。当年，各个私塾没有绝对统一的教材和就读年限，他们都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

自南口火车站正式运营（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南口除了完全少学和轮小学之外，还有三家私塾。这三家私整室内布局大同小异，而且都遵循“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做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就读的这家私塾，是张纯一先生开办的，地址在复兴街附近的11条13号。这家私塾总共有西房三间，一明两暗，北侧间是先生的卧室，另外两间打通后作为教室。迎门靠墙挂着一幅孔老夫子的画像，画像前有一张八仙桌，左侧放有一把太师椅，是先生执教时的“宝座”。当年，凡是初进学堂以及晋级读“四书”的弟子，都要对孔夫子施行跪拜大礼，对塾师深鞠三躬。

南口另外两家私塾，一家是张思孔先生开办的，它在中横街，位于大泰园酱菜园后面，同样是教室三间，学生数十人；另一家在南广街，由刘德臣先生执教，校舍比较宽敞，生源也比较多，在教授文化课之余，这位塾师还提倡体育课，允许塾生们踢球、跑步，这在私塾中并不多见。

当年的私学馆儿并不愁生源。到私塾就读的学生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家庭生活虽然比较富有，但家长对洋学堂的教学内容并不大感兴趣；二是家长幼读经史，仍愿意让后代接受传统教育；三是家庭生活条件一般，而洋学堂花费较大；四是贫寒子弟，家里揭不开锅，只能到私塾求先生开恩，允许孩子“蹭学”。南口的三家私塾，对于以上生源都照收不误。

当年，南口的私塾跟全国各地的教学内容差别不大。具体包括综合知识、伦理道德、古体诗品和成语典故等。初入学的弟子，一般都是先学启蒙读物，并提倡反复诵读，意在加深理解。最初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弟子规》等蒙学经典。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再让塾生续读“四书”和“五经”。“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包括《诗经》、《书经》、《礼记》、《易经》和《春秋》。在通读了上述儒家经典之后，才能拜读诸子百家名著。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南口的三家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六本蒙学经典的弟子不少，读过“四书”“五经”的为数不多，读过诸子百家之名著者，则微乎其微。

当年，张纯一、张思孔、刘德臣三位老塾师在教书育人方面非常有经验，他们每讲授一种传统教材，绝不单纯让学生们死记硬背，而是着重介绍其面世的背景。比如，三位塾师讲授《三字经》时，会先告诉学生，这本书是宋代末年著名学者王应麟先生的名作，该书的特色是结构严谨、文字简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南口三位塾师非常重视的另一本教材是《名贤集》，这是由历代文人贤士阐释的语录教材，其内容包括治学、修德等，包罗万象。大多数名言警句，朗朗上口且深含哲理。

诚然，在私塾教材中，也充满着大量的糟粕，宣传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等内容，例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忠臣不事二君主，烈女不嫁二夫郎”。难能可贵的是，笔者在南口读私塾时，老先生在施教过程中，还适当提醒学生，不可盲目接受这些糟粕，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着实令人钦敬。

年之后，三家私塾都自动停办了。铁路和地方的适龄子弟，都到南口铁路小学和南口小学当了插班生。私塾虽然停了，但是凡读过私塾的学子，都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私塾里学到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勤勉好学的习惯，受益终身。据异国友人介绍，世界各地的华人对私塾教育至今仍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只要正确引导，它一定会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原标题：我曾在南口读私塾）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冯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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