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星堆考古又有了新发现，虽然还是没有彻底揭开三星堆的诸多谜团，但三星堆出土的诸多青铜器物都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其影子，而其中吻合之处甚多。这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奇书《山海经》的无限遐想。

《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书中描绘的扶桑树，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高度相似。

在三星堆的青铜神树附近，考古人员找到了一个人头鸟身的青铜神像，这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春神句芒，也是中国最早的爱神。《山海经》记载：“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山海经》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纵目面具。也有考古专家认为，这种纵目面具可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烛龙。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烛龙是章尾山之神，人面蛇身，浑身红色，眼睛竖着长。开眼为昼、闭眼为夜，呼吸交换即是冬夏交替。

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以后，类似对《山海经》记录的印证事例还有很多，这也足以说明《山海经》中记载的并非都是虚构和神话传说，但围绕着它的谜团却依然很多。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学者热衷于破解山海经之谜，他们坚信，《山海经》或许记载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缺失的世界。

熟悉我国古代典籍的人都知道，《山海经》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共有十八卷，总计三万一千余字。从内容来看，它真的可以称作是包罗万象，展示的是远古文化，记录着关于上古时期的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后世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山海经》中记载了40多个方国、多座山、多条水道、多个人物、多种神怪神兽，其中很多事物闻所未闻，光怪陆离。可能正是因为《山海经》庞杂的内容，使得历史上的学者对于它如何定性，一直争论不休，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他对《山海经》的态度是：“《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他认为《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其作为参考。而且还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指出《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

西汉刘歆首次把《山海经》整理完成后，一直到唐代，人们对《山海经》所记载的内容坚信不疑，认为《山海经》的内容是真实的，里面所记载的山川河流甚至异物神兽都是可以信的。所以从汉到唐的历代的众多史籍，把《山海经》视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地理书。

明清时期，随着人们对事物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受这一时期小说盛行的影响，《山海经》所记述的内容可信度逐渐降低，大多人认为其是虚构作品，因而被归入小说之流。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山海经》为专讲神怪之书，即“古之语怪之祖”；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山海经》是最古的小说；而今天的人们又把《山海经》的性质定性为“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最早是由西汉刘歆编校整理后才形成传世书籍。刘歆版的《山海经》早已迭失，如今可见最早版本为东晋郭璞的《山海经传》，而最早收录《山海经》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山海经》真正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

《山海经》古传有32篇，含山海经图，经西汉刘歆校勘定为18篇，是由《五藏山经》五篇、《海内经》五篇、《海外经》四篇以及《大荒经》四篇组合而成。

刘歆在校注《山海经》时，首次将《山海经》的成书归功于上古时期治水的大禹和伯益。他认为禹、益一同治水，其中禹主要治水，益主要记物，然后将其所见所闻编为《山海经》。刘歆的这一观点是受到了《列子》的影响。《列子·汤问第五》中记述了一些地理、特产以及怪异之物，其写法类似于《山海经》。同时，《列子》中还记述这些怪物是大禹治水行走天下时亲眼所见，其臣伯益了解这些怪物，夷坚听说之后便把这些怪物记了下来。刘歆采纳了这种说法，确立了“禹益所记”这一观点。之后东汉王充在其《论衡·别通篇》、赵哗在其《吴越春秋》、东晋郭璞等学者都持这种观点。由于此说法出现的时间最早，流传时间最长，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然而，随着魏晋之后学者对《山海经》研究的增多，“禹益所记”这种说法遭到了否认。北魏郦道元编写《水经注》时，参考了《山海经》，并引用其内容80余处。郦道元在研究《山海经》后认为，此书编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由于流传年代久远，简册本难免出现错简、残筒、漏简等错讹，后人又加以假合，与原意相差甚远，怀疑此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提到《山海经》文中有长沙、零陵、桂阳等秦汉以后才出现的地名，因此认为其绝非是夏初的大禹、伯益所作。

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山海经》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清朝毕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大禹、伯益创作了《山经》，而《海外经》、《海内经》为秦人所作，《大荒经》则在刘歆修订时产生。而今天有的学者认为其作者为战国时期的邹衍，也有学者认为是墨子的弟子随巢子。

现而今的学术界，又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作者是究竟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主张作者是北方人的主要有秦人创作说和中原洛阳人创作说；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作者可能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叶的楚国人和巴蜀人。也有些学者干脆提出折中的见解，他们认为《山海经》在成书、流传过程中，既有北方人的加工，同时也经历了南方人增减。近代以来的主流观点则认为《山海经》的原始作者并非一人，成书也并非一时，而是经过众多学者多次整理编纂而成。

有些学者根据《山经》中对山川物产的相关记载，认为其描述的是夏初大禹治水之后率众臣和地理勘测人员考察山川地貌的一次大型考察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记录了当时的物产，绘制国土资源分布图，并把相关的考察内容记录在了《山经》之中，因此《山经》的作者可能就是夏初的大禹和伯益。

夏朝的第二位君主夏启却在《海外经》中有详细的描述，文中提到夏启能歌善舞，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同时还记录了夏王朝周边的许多方国的名称，但是夏王朝之后的事情却没有任何提及。因此，有些学者推定《海外经》大约成书于夏朝。

《山海经大荒经》中所记述的有些内容与河南殷墟出土的久负盛名的“四方风甲骨”上的内容有很大的同质性。另据《大荒东经》中有对殷商王朝早期王子王亥的相关记载，却未见商王朝之后的事情，因此推测《大荒经》大概诞生于殷商时期。

当代有些学者认为成书年代最早的《山经》为战国时所作；《海经》为西汉时期所作；《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为东汉至魏晋所作。有的学者从《山海经》中《山经》与《禹贡》作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山经》成书年代在《禹贡》之后，即战国后期。

今天的学者通过研究《山海经》内部所体现出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推断《山海经》是人们从蛮荒的远古时代开始一代一代口耳相传，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内容不断演变丰富，最终见诸于文字。成书的年代应该在战国之前，成书后仍不断经后人修改增订而成。可以说《山海经》没有具体的作者，也不属于任何时代。

随着《山海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山海经》也冲破了原有的地理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亚洲，进而到全世界。随着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加入，许多学者在研究《山海经》的时候将其视为各种学科的综合体，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分析归纳出各种成果。从而改变了视《山海经》为神话、传说、巫书的旧说，而认定《山海经》有一大部分是信史，是一本上古世界文化大观。

随着学术水平的提高，《山海经》中记载的东西也都逐渐被人们所证实，或许，曾经我们的世界，真的如《山海经》中记载的一般斑斓多彩。